近年來，網絡直播日益發展成一種新型經濟形式。但是，針對網絡直播涉及的網絡平臺、MCN、網紅、網絡用戶等多方行為，其法律屬性存在較大爭議，特別是“充值”“打賞”行為的法律定性亟待厘清。為此，11月13日，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主辦網絡直播“充值”“打賞”法律適用問題學術研討會，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司法機關、高校、律所、數字經濟平臺的相關專家學者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參與研討?，F將現場專家學者主要觀點摘編如下：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網絡直播作為一個新興商業模式，是數字經濟典型業態之一，網絡直播中的“充值”“打賞”均為新型的數字經濟交易行為，明確這類行為的法律性質是處理相關法律爭議的核心問題。這要結合網絡直播平臺具體的商業模式及整個交易行為來分析。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幸芳：考慮到網絡直播平臺的服務義務和經營機制以及互聯網經濟特點，網絡直播“打賞”一般屬于網絡服務合同行為。網絡直播實質是由平臺和主播方提供相關網絡視聽服務，用戶自愿“打賞”，這是網絡新業態下非強制性付費的一種服務形態。用戶基于獲得精神上的享受或智識上的提高等原因而主動“打賞”，屬于主播與用戶之間在互聯網新業態下達成新型服務合同，該合同即時成立，同時亦即時履行。

　　杭州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第一庭法官熊俊麗：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僅向用戶提供基礎性的直播服務、觀看服務、搜索服務，還提供購買虛擬貨幣服務、兌換虛擬禮物及特效等服務。用戶向平臺“充值”購買虛擬幣或會員服務的行為實質是為了享受平臺提供的升級服務而支付的對價，雙方之間構成網絡服務合同法律關系。對于“打賞”行為的定性，如果主播與平臺之間具有較強的人身依附屬性，則主播行為可歸入職務行為范疇；如果主播與平臺之間并不存在人身隸屬關系，“打賞者”與主播之間形成服務合同關系。在網絡直播服務中，主播的直播并沒有固定的價格，但沒有固定對價并不意味著沒有對價，司法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時對網絡直播等新型商業模式保持謙抑，為平臺經濟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提供自由空間。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三級高級法官蘇敏：在對“打賞”定位為服務合同已取得基本共識的情況下，應該進一步研究細化關于“打賞”限額和冷靜期的合理規定，促進平臺和主播根據誠信原則確定合理對價，進一步壓實平臺責任，并對消費者提供更多法律救濟。同時，應加快完善網絡直播行業相關立法，進一步明確平臺、主播與消費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確定平臺和主播的責任，規范網絡直播秩序，加強資金監管，樹立行業規范，并依法化解矛盾糾紛。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用戶將國家法定貨幣在平臺中“充值”置換成道具或虛擬貨幣，這屬于一種消費行為。從合同的原理來看，“打賞”也是一種消費行為，用戶消費的是從平臺“充值”獲得的道具或虛擬貨幣等權限?！俺渲怠薄按蛸p”均是在平臺中開展的行為，平臺在這種交易過程中充當了網絡服務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確定平臺返還義務的邊界應當考慮平臺對用戶消費行為正當性、合法性的管控義務，對于以低俗、欺騙、誘導等方式進行的直播“打賞”活動，平臺應當承擔管控責任。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平臺既像是一個企業，又像一個市場，它同時發揮著組織市場、管理主播等重要功能，平臺應當履行一定的安全保障義務，出臺相關網絡服務管理規范對主播及用戶的行為進行管控。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李玉萍：針對個別用戶利用贓款進行打賞的情況，司法機關在追繳涉案款項時，應平衡好刑事法律上的財產安全保護價值與民事法律上的交易安全與交易公平價值，不能一追到底，應適用善意取得原則。在確定需要追繳直播打賞中的贓款時，應當準確界定追繳主體、限定追繳范圍，即追繳主體為“打賞受益者”，追繳范圍應為“有限追繳”，對于“有限追繳”之外的打賞款，應由被告人進行退賠。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耿佳寧：根據刑法罪責自負原則,在部分堅持贈與說的判決邏輯中，平臺、主播系不知情受贈人，犯罪人系附義務贈與人，平臺、主播作為受贈人返還后，可要求犯罪人承擔賠償責任?！?/p>